内容提要
赵宋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之法”的提出，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
循故事、沿祖制治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既是标榜“家国一体”，祗奉祖制的结果，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自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本文拟自“正家之法”与赵宋“祖宗家法”之关联与区别这一侧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
关键词：宋朝 正家之法 家法 祖宗家法
赵宋一代在指称带有根本性质的治国之法时，有所谓“祖宗家法”一说。在“国”与“家”有着相当程度分离的现实社会中，这一说法反映出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家国一体”的认定与强调。所谓“祖宗家法”，兼容并包地将赵宋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这种混融，在君臣关系方面，突出地体现着“父子”价值行为模式（“孝”）向“君臣”价值行为模式（“忠”）的转换 [1] ；在王朝设范立制的取向方面，则鲜明地显示出赵宋一以贯之的追求延续稳定的政治精神。
目前，学界对于唐宋时期的所谓“正家之法”及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分别有所讨论，而对于二者之关联与区别却尚未给予足够注意。本文拟自这一侧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
一
宋朝“祖宗家法”之说大行其道，与宋人对李唐政事的反思有关。
如所周知，南宋大儒朱熹曾经批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1]（《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开篇即引述了朱熹此语，并且进而指出：
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寥寥数语，使我们领悟出所谓“闺门失礼”表象背后含寓的大段文章。围绕这一“种族与文化”观，学者阐论颇多，兹不赘述。
早在北宋中期，《唐鉴》的作者范祖禹即曾经对李唐的“人主无正家之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既为“人主”，则其“正家之法”自与国事有关。在该书开篇论及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事时，范祖禹批评其“图王业，举大事”却发端不正：“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并继而说：
夫创业之君，其子孙则而象之，如影响之应形声，尤不可不慎举也。是以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乱。 [2] （《唐鉴》卷一，隋大业十三年五月）
显然，范祖禹是将唐代帝王的正家之法与其治国之政联系起来看的。
在《唐鉴》一书的最后，范祖禹总结唐代教训说：
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齐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或变生于内，或乱作于外，未有内外无患承平百年者也。
这类说法，在宋代受到广泛承认，有着明显的呼应。元丰初年，程颐要求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唐代部分时正太宗、肃宗之“篡名”；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在其《讲筵卷子·大学》“治国必先齐其家”篇中，也曾以类似的说法，警示理宗皇帝说：
唐太宗英主也，然于事亲友兄弟一有惭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复正。然则处父子昆弟之间，其可不尽其道乎？ [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
范祖禹其人，论事追求判别治乱，“义理明白”，当时学者尊之为“唐鉴公”。他曾经参与修撰《资治通鉴》，而且“分职唐史，得以考其治乱兴废之所由”[2]（《唐鉴》序）。他自“义理”出发，对于唐世帝王的文治武功评价不高，甚至有所贬抑。而对于范祖禹在《唐鉴》中的议论，朱熹尚觉阐发不足。他曾说：“《唐鉴》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又形象地批评道：“纯夫（按祖禹字淳夫，又作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过。”并且与自己的学生议论说，“不知伊川当时如何不曾点化他”。 [1]（《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所谓“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闺门失礼不以为异”之说，实在不无偏颇；但在宋代，讲求义理之风的勃兴，促使士大夫们去重新评判前代史中的诸多问题。而礼法，正是他们所关注的中心之一。从判别内外亲疏贵贱尊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角度出发，不仅唐代后期的“乱世”被宋儒们引为鉴戒，即使是以唐太宗为代表的“治世”，也遭遇到强烈的批评。
朱熹有关李唐“闺门失礼”的结论，重在道德义理的评判而略于分析。唐代的“失礼”与“循礼”，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而涉及到相当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现象，涉及到时代的变迁。
有学者自研究唐律入手，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理论体系，是以“礼”为核心，以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支柱而构筑起来的；而唐律的真髓即蕴含在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之中 [2] 。亦有学者自研究礼制入手，讨论唐代社会结构的演化与礼法合流的趋向 [3]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兴教化”的目标，“礼义”、“纲纪”，“厚人伦”、“端王政”，总是被相提并论的 [4] 。所谓“源流出于夷狄”的李唐，即便在胡风影响较盛的立国初期，对于“闺门之礼”（或者说严格意义上之“家法”），亦非不予顾及。这与君王立国致治的要求有关，也与士大夫家族讲求礼法的需要与推动有关。“礼之重，莫大于婚姻。”今仅就连结皇室与士大夫之家的公主出嫁及婚后执礼问题略举数例，藉窥士大夫“正家之法”与皇家“闺门之礼”互动关系之一斑。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十九》中载有这样一例：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鄙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王珪的这段话，把家内之“仪礼”与帝王之“法制”直接联系起来，公主依礼见舅姑，被认为是“成国家之美”的举动；而太宗对此也“闻而称善”。
上距贞观一百年后，在天宝五载（746年）《册平昌公主出降文》中，强调了“家道”与“王化”、“法度”与“室家”的关系：
皇帝若曰：“於戏！婚姻之序，人伦为大；家道以正，王化乃贞。……尔其虔修令德，祗服厥训，循于法度，宜尔室家。可不慎欤！”[4]（《唐大诏令集》卷四二《公主·出降册文》）
又一百年后，被后世史臣称为“李之英主”的唐宣宗，自其为政之始，即“思厚儒风”[5]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这一倾向明显地反映在他对于“闺门之礼”的处理原则上。当其爱女万寿公主出嫁郑颢之前，宣宗下诏说：“先王制礼，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嫁给于琮的永福公主，素来娇纵，即便在皇帝面前亦不肯稍加收敛，宣宗意识到“此可为士人妻乎！”于是改将广德公主嫁给于琮。广德公主“治家有礼法，尝从琮贬韶州，侍者才数人，却州县馈遗。凡内外冠、婚、丧、祭，主皆身答劳，疏戚咸得其心，为世闻妇。”[6](《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
唐代前后期社会的情势自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太宗、玄宗、宣宗嫁女前后的诏敕及态度来看，皇室的举动措置，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上“士人法”的影响；而他们对于士人家族尊奉之礼法的肯定，又转而成为士人正家之法得以发扬的有利条件，成为所谓“国家之美”、“王化乃贞”的必备内容。
中期以后的唐代，社会上涌动着不同趋向的潮流。宋人自总结前朝乱离教训的角度出发，更多地注意到其衰败的徵象；随着义理之说的兴行，更进而对于李唐的立国根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事实上，正是唐代发生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宋代赖以出发的基础。随着门阀制度的解体、庶族势力的上升，“士族”的构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波动不宁的外部环境中， “正家之法”成为一些士大夫家族藉以自保的手段。旧世家炫示其礼法门风，以期高自标树；而后起家族亦需要寻求整齐家风、绵延世祚的轨范。
欧阳修在其《新唐书》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小序中说：
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其所以盛衰者，虽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
这里所说的“各修其家法”，包括辨别流派脉系的意思在内，反映着当时的臣僚之家对于“姓望分明”的企求。这种作法，恰恰反衬出士庶之别渐趋湮灭的大环境，也使我们注意到出自不同背景的诸臣之家在新境遇下各自维系“门族”的努力。所谓“修其家法”，不仅包括续谱修牒的作法，更是指“材子贤孙”整饬修行以期“不殒世德”的实践。这种努力，不仅关系到其家族的内部事务，也直接关系到士大夫的政治行为。
《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七《大臣·宰相·命相四》有颁布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八月的“崔植平章事制”，其中特别说到：
惟尔先太傅，当德宗始初清明，首居相位，克固直道，于今称之。尔其嗣乃家法，无废朕命。
制词中所谓“家法”云云，并非无根之谈。崔植，是德宗朝宰相（即所谓“先太傅”）崔祐甫的侄子，祐甫以为继嗣。祐甫系出博陵崔氏第二房，据《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祐甫“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早年“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朱泚之乱，祐甫妻王氏被困城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看来，崔氏治家的“礼法”、“家法”，实际上是指处理家族内外事务时遵行的道德准则。
《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二《大臣·宰相·判使》有大和九年（835年）十月三日“王涯诸道榷茶使制”，其中也褒扬系出太原王氏的王涯“处剧而神虑益闲，在贵而家法愈俭”。
《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及所附《柳仲郢传》《柳玭传》，说到柳氏的家风礼法：
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
（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
仲郢严礼法，重气义。……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
仲郢的儿子柳玭，曾经作《家训》告诫子弟：
夫门第高，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
他并且说：
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
两《唐书》所载柳玭《家训》，文字颇不相同。据《新唐书》，其《家训》末段云：
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醢酱，可一日无哉？
柳氏《家训》，全篇浸透着深沉的忧患感。小心谨慎，戒惧战兢。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使得中唐以后的士大夫之家修饬门风“讲论家法”有了特殊的意义。
上引《旧唐书》卷一六五中，对于公绰以来柳氏之家法评价甚高：“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二年（893年）三月，也说“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
柳公绰之从孙柳璨，作宰相之后曾经参与诛戮朝廷宿望，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丙午条时，曾经就此感叹道：“自元和以来，柳氏以清正文雅，世济其美。至柳璨而隤其家声，所谓‘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柳玭之《家训》为空言矣。”这正说明，士大夫之家的“家法”与参预之“国事”密切相关；所谓“家声”，是与其成员之事业操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即便是被认作末世衰俗的五代时期，对于礼法教化亦非不闻不问，对于“孝友”与“忠贞”、“保家”与“治民”的关联，仍然有所宣示。《册府元龟》卷五九《帝王部·兴教化》目内，有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十月的一份诏书，其中说，“许国之心，忠贞为本；承家之法，孝友为先。”在后晋宰相李崧所撰《大晋皇帝祭文》中，称颂晋高祖石敬瑭“始自奉亲，洎乎御众，得保家之法，有治民之术。” [5] 从其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篇谄谀之词；但若将我们的着眼点自石敬瑭个人身上移开，那么，从该文的着墨处来看，它强调的是，从“奉亲”到“御众”，作为皇帝，“保家之法”与“治民之术”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
二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开篇即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作为对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及概括性叙述，这段话每每被今人引用。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是指科举取士“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淡化了士子的家世背景；择偶联姻时双方门第的差异不再构成重要障碍，“隋唐而上”士庶间如同天隔的森严界限已经不复存在。门阀士族用来炫耀血统、显示尊威的谱牒因之而罕有续修。这正如欧阳修所说，
前世常多丧乱，而士大夫之世谱未尝绝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礼俗苟简之使然。[7]（《欧阳文忠公集》卷六九《与王深甫论世谱帖》）
苏洵《嘉祐集》卷十三《谱例》中也说：
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士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但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有少数士大夫家族仍然顽强地保守着其“家法”。例如刘温叟，据《宋史》卷二六二《刘温叟传》：
五代以来，言执礼者惟温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赏鉴……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雋以下，仕者相继，而世牒具存焉。
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提及唐代末年至北宋前期的一般情形，并且说到杜氏的家法：
……其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斋戒日时、币祝从事，一用其家书。自唐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盖自春秋诸侯之子孙，历秦汉千有余岁，得不绝其世谱；而唐之盛时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来，以恭俭孝谨称乡里。至公，为人尤洁廉自剋。其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动静纤悉，谨而有法，至考其大节，伟如也。[7](《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欧阳修在写给杜訢的信函中说，这篇墓志，他写得相当慎重用心，“纪大而略小”，“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7]（《欧阳文忠公集》卷六九《与杜訢论祁公墓誌书》、第二书）志文中“自唐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的对比，虽然不无溢美之处，但其指出的总体趋势是可信的。
古代社会中的礼制规范，不仅是道德准则，也是统治阶级用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策纲领。司马光曾经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着力于整饬纪纲 [8] (《司马光奏议》卷七《谨习疏》)。士大夫治家礼法的严整与否，日渐进入人们视野，君臣们在朝廷之上也曾经有所议论。
《宋史》卷二六三《窦偁传》中记录了宋太祖评价近代士人、称赞窦仪兄弟的一段话：
太祖尝谓宰相曰：“近朝卿士，窦仪质重严整，有家法，闺门敦睦，人无谰语，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尔，偁有操尚，可嘉也。”
宋太宗对于“大臣子孙”是否能够“继述父祖基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当时，“端谨能守家法”的贾黄中，受到皇帝赏识，一度就任参知政事[9]（《宋史》卷二六五《贾黄中传》）；而雷有终则因被讼其“家法不谨”，责授衡州团练副使，且夺章服[9]（《宋史》卷二七八《雷有终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对臣僚们的一段话，事实上解释了这些做法背后的深远用意：
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10]
端拱元年（988年），太宗曾经下手诏告诫自己“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儿子们，要求他们恪守前辈事业：
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11] (《宋朝事实》卷三)
同一年间，“帝子亲王”中即出了这样一件事：据《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四，
御史中丞尝劾奏开封府尹许王元僖，元僖不平，诉于上曰：“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上曰：“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论罚如式。
太宗对于“帝子亲王”们的谆谆戒饬，对于“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的期望，使人们清楚地体味到他心中对于保家传国的焦虑；而他对于“天子儿”亦须遵行“朝廷法”的要求，也透露出皇室家规与国法间的关联。
真宗即位后，多次明确表示“谨遵圣训，绍继前烈”的意向：
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旨。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曰难哉？[11] (《宋朝事实》卷三)
同时，他也对士大夫的正家之法予以关注。张师德即曾因“孝谨有家法”而受推荐、被擢用。[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闰五月辛未)太宗辅臣李昉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异爨”，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对李昉的儿子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并且继而指出：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十月戊辰)
这件事在文莹《玉壶清话》卷四也有记载：
在玉堂，真宗召公（按指李宗谔）同丁晋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国朝将相之家，世绪不坠，相惟昉、将惟曹彬尔。闻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继二圣基业，亦如卿家保守门阀。”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这短短一句话，称得上点睛之语。它将赵宋帝王世代嗣守的“祖宗基业”与士大夫之家的“保守门户”并列齐观，道出了赵宋倡行“祖宗家法”一说的真谛。
恪行先朝成规、保守前代基业的宣示，在北宋前期诸帝的即位诏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称：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一月乙卯条)
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的即位制书中，强调说：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四月乙未条)
此后，仁宗、英宗的登极赦书，都忠实地沿用着这类说法。
“祖宗家法”作为成说而正式出现，应该是在仁宗年间。
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二月，知制诰李淑尝上《时政十议》，其中“议大臣”一条中说：
太宗皇帝尝谓宰相曰：“今四方无虞，与卿等谨守祖宗经制，最为急务。”[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乙未)
太宗继其兄太祖为帝，所谓“谨守祖宗经制”云云，殊无来由。李淑所说，很可能是指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十二月与其宰相的这番谈话：
上尝谓宰相曰：“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纂位，亦徐图其事，思与卿等谨守法制，务振纪纲，以致太平。”[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十二月)
从太宗所说“谨守法制”到李淑所转述之“谨守祖宗经制”，反映出的是，“谨守祖宗法度”的提法，在仁宗时期士大夫心目中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从“祖宗经制”到“祖宗家法”，实质意义并无不同，惟后者将“经制”纳入赵宋“家法”规程之中，凸显出帝王家法之涵盖意义而已。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评吕夷简，说：
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条)
所谓“陛下家法”，实际上就是赵宋的“祖宗家法”。这一提法开始出现，并在日后凝固为一成说，一方面与北宋前中期统治者及士人阶层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 [6] ；同时，也与士人“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传家精神的重新确立有关。
欧阳修所作《欧阳氏谱图序》（集本）在叙述修续图谱目的时，谈及其“祖考遗德”：
某不幸幼孤，不得备闻祖考之遗德，然传于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吾先君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获承其一二矣。……《传》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今八祖之子孙甚众，苟吾先君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孙者守而不失，其必有当之者矣。[7](《欧阳文忠公集》卷七一)
这种把“事君”与“事亲”联系起来，将“为吏”与“立身”对应起来的提法，简捷鲜明地体现出“孝”与“忠”之间的关联与切换，体现出“氏谱”所希望“守而不失”的原则内容，也体现出当时官僚士大夫之家“传于其家”的实质精神。南宋中期，陈亮曾经称赞他的朋友潘友文“临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当如此。”[13](《陈亮集》卷二十五《信州永丰县社坛记》)以敬奉祖宗的虔诚去敬奉君主，推治家之法以临民，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
北宋中期，二程兄弟对于《大学》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的尊信表章，实际上正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二程时时强调“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中，有吕大临元丰年间所记如下一段话：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同书卷四，又有游酢记录下的程颐议论“二南之诗”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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