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学人普遍意识到，建立各学科知识增长、学术传承和具体研究的规范，确立合理的学术秩序，从而保证学术的正向积累，乃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学术规范不同于其他可以通过立法或表决即可确立的规则，而必须基于对共同权威的认同和广泛的讨论，以求逐渐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虽然科际整合和学科交叉已经成为一种有力的呼声，但现代学术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分科操作，故学术研究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元规范"，也难以形成一套通行于所有学科的统一的学术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规范只能是在具体学科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科规范(当然不能否认，的确存在某些适用于一切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要求，如学术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学术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相对比较明确，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较为困难的是如何使之和具体学科的内在规定性相结合，内化为具体学科的可操作的实际规范，并得到相应的技术性规则的支持。)。因此，我们应当超越泛泛的讨论，而进入具体的学科领域来探寻学术规范化的途径。
一、问题的由来
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化，甚至整个史学的规范化，并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问题，而和近年来国内整学术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考察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的缘起，必须从近年来提出学术规范问题的背景着手。按理说，学术规范乃是学术研究的入门要求，是研究者在接受基本学术训练时就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学术有悠久的传统，现代学术的诞生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为何现在才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的目标和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现代学术传统被人为中断，各学科的规范化进程尚未全面展开就遭到致命的挫折。学术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直接服务于一时一地的暂时性需要，以致丧失了自身的特性，不再成其为学术。起步较晚的世界史学科，原本是在"开眼看世界"的致用倾向刺激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更成了服务于各种政治需要和外交意图的工具，这就使得研究者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受到政治和外交需要的支配，接受或被迫接受流行的政治话语作为论说的手段，其学术性的发育成长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今天提出学术规范问题，是为了将学术还原为学术，找回被剥夺的学术之成为学术的特性。
（二）在由社会变革所带动的学术繁荣中，出现了严重的学术泡沫化，论著低水平重复，尊重既往学术成果的意识相当淡薄，抄袭剽窃愈演愈烈，缺乏起码的学术秩序，无益于知识的有效积累。近年来，仅发生在世界史领域的学术舞弊事件就有数起，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学术失范"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我们的学术评价和监督机制出现了严重的缺失。这种状况使一批有良知和有远见的学者痛心疾首，不禁大声呼吁重视和遵守学术规范，实行"学术的打假"，从而端正学风，建立学术秩序，为学术发展营建一个健康的环境。
（三）近年来，中国和外国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但由于中国学术在领域、话语、规范、水平方面都与西方存在差异，无法进行真正的和实质性的对话。学者们感到，如果不从规范着手，就不能使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当然，就世界史而言，"走向世界"不仅是一个规范问题，更多地涉及整体学术积累、研究资源、治学环境、学术实力和话语系统等问题，但规范化既然是一个关系到学术研究秩序和质量的问题，对于世界史研究的"走向世界"也就至关重要。
（四）从学科自身的状况而言，我们的学术训练体制和方法的缺失，以学术研究的"失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许多承担培养世界史研究者任务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以来没有将学术规范列入史学训练的范围，在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教育和治史技能培养的同时，忽略了学术规范的训练。所以，提倡规范化，也必须使我们的学术培养机构注重学术训练的规范化，使接受学术训练的年轻一代研究者知晓学术规范的意义，了解规范的实质性和形式上的要求，将规范内化为其学术实践的一部分。
学术界存在的上述弊端，使学术规范建设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九十年代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时断时续，参加者大多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文章见诸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和思想刊物(关于这场讨论的综述评价，参阅杨玉圣：《90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载其所著《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4页)。通过讨论，人们对目前学术失范的严重性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重要性，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讨论的问题还过于浮泛和抽象，对各学科具体的规范化问题虽有涉及，尚有待深入。
我们讨论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进行：一、学术研究的通则，如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学术道德等，如何与世界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二、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技术性规则，如何在世界史学科发生作用。下文试分而论之。
二、史学的继承和创新
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创新及其相互关系，是任何学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具体的研究者来说，继承是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任何专门研究的基础；对于整个学科来说，继承乃是学术传统和学术资源延续的基本途径。创新则是所有学术研究的目标，是学术发展的根本要求。
继承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解释：第一是学术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包括对学科整体资源的继承、对既定学科范式的了解和运用；第二是对特定研究课题的既往研究的了解和继承，并以此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之中，任何研究者必须从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中获取资源，掌握已有的学科范式，才能进入学术的门径。林毓生曾借用博兰霓(波拉尼)的"支援意识"一词，来指称这些从既往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中获取的资源(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17页。)。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种"支援意识"是由一些公认的理论、知识和概念所构成，它是研究者在所受教育和修养的过程中，通过平日的积累而形成的，并且内化研究者发现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观点的悟性和能力。如果没有特定的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持，一项研究就必须从论述和介绍所涉及的每一概念、每一知识开始，那就根本无法展开论述，也达不到推动知识有效增长的目的。任何一种论说都包含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一种论说的隐性知识含量越大，其学术份量就越重。这就是学术研究何以要由博返约、既专且通的道理。
同时,我们也知道，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平地起高楼，而必须建立在既往的研究积累之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了解，乃是发现问题、寻找创新可能性的突破口。研究者必须首先对本领域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才能确定自己的课题在这个领域的位置和价值；进而必须熟知在这个课题上的所有成果，才能得到学术上的参照，真正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增益。所以，我们在着手一项研究时，必须首先检索文献，认真阅读相关的书籍，对已有的研究作出恰当的估价。对相关文献收集得越充分，阅读得越仔细，对自己课题的把握就越准确。研究外国史，既要了解国内的研究，更要知晓国外史学界的情况。一种原创性的论著，最好能在书中对既往研究作出介绍和评价，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坚实可信的学术传统之中。
毋庸赘言，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知识的有效积累，增进文化财富，所以，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和意义所在。一项研究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前进。没有创新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在评价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时，我们所使用的基本标准，就是看它有无创新和创新的程度如何。创新就是要超越前人和超越自己。没有创新的研究，只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无益的行为。
史学研究的创新表现为：一、发现新问题；二、运用新史料；三、提出新解释；四、进行新综合。但是，在中国进行外国史研究，创新却十分困难。原因在于：我们对外国历史的了解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很难深入其堂奥；由于文献的限制，我们对某一问题的既往研究不能全面把握，也就难以发现新问题；由于研究条件有限，我们很难发现和使用新的史料；再加上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提出新解释殊为不易；在对以往研究缺乏全面了解和理论存在局限的情况下，进行新的综合的可能性也甚为渺茫。不少外国史论著仅只是介绍或转述国外的研究成果，正是这种创新困难的表征。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根本不能有所创新。问题在于我们从何种角度看待创新问题，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创新。根据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我们将创新理解为两种形式：一是提出新解释和进行新综合，二是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点。
第一种相对要困难一些，而且目前成功的例证较少。台湾史学家严耕望认为，采用新材料而取得成绩，并不十分困难，而能从人人见得到的寻常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乃是治史的较高境界(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对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来说，从外国学者已经使用过的史料中看出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是实现创新的必备功夫。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只能借助公开出版的文件和第二手文献，但我们的思维的方式、观照角度、价值标准和外国学者有所不同，我们能够从新视角看出新的问题，提出不同于外国学者的解释。前提当然是要深入准确地把握问题，全面完整地了解文献。另外，我们还可以基于一定的理论和观察角度，利用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某一历史问题加以综合，提出宏观的解释框架或全面的历史叙事。这对于研究者的综合素养要求更高，因为这种综合必须基于一定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在这个问题上，吴于廑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成功的例证。
从我们目前的状况看，更重要的是填补研究空白。外国史研究的创新，有着双重的参照对象。我们不仅要比照国外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基于国内的研究状况。外国学者研究已经十分充分的问题，而国内尚未起步，如果在对国外成果进行梳理后，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用中文话语将这些成果加以综合，其论著和外国学者的差别自然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应当视为一种创新(鉴于目前国内世界史某些领域的薄弱状况，即便是准确可靠地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这方面的论著，在我们的世界史著述中所占比重甚大。可是，即使是这种工作也困难重重，因为文献资料的不足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三、史德
讲究学术道德，也是一切学术从业者都必须遵循的通则。中国古代史家经常谈到的史德，虽属学术道德的范畴，但内涵和今天所谓学术道德有所出入。章学诚和梁启超都将"德"引入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史家修养体系之中，合称"史家四长"。章所谓史德是指史家须心术端正，对过去毫无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梁则以为，史德的根本要求就是忠实，即用"纯客观的"态度对待所叙述的史迹，"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待历史的主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家道德。我们今天所说的史德，包括尊重他人的成果、确立知识产权的观念、恰当运用史料、杜绝抄袭和剽窃等内容。
由于学术研究具有继承性，在著述中需要经常征引他人的材料和论点，或者需要借鉴他人的理论和方法，出于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必须在行文中加以说明和注明出处，这是学术道德的起起码要求。凡不是自己的发现和论点，必须给原作者以荣誉。对现代学术来说，知识产权的观念十分重要。一种知识产品的所有者，在一定的期限内对这一产品拥有知识产权，不经过其同意而任意使用该产品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属于侵权行为。这种观念虽然对知识的传播有一定阻碍，但对于作者的正当权益是一种必要的保护，而且也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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