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笔者在研究两宋货币史的过程中，对有关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几个问题感触颇多，产生了一些粗浅的想法，拟写出来与同好交流，同时求教于大家。一、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拟论证，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一、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１、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０《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２、铸钱赔本越来越严重
与铜贵钱贱的情况相呼应，宋代铸钱赔本的情况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北宋后期，文人杨时算过一笔帐：“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金鼠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铜自岑水、永兴数千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他计算得不够精确，如他讲的六斤重的是足陌，铸钱并非用纯铜，其中铜的含量少时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而当时官买铜价应已超过百文，而脚乘、薪炭之费、官兵禀给等所估费用偏少，等，但他讲当时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却是事实。到南宋嘉泰间，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铸钱诸监》，讲“今泉司……岁费铸本及起纲縻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而“比岁所收实不过十五六万缗耳”，且其中十分之八以上铸的是较为省工省料的折二钱。其投入产出比已接近二比一。又与之时间相近，时人陈耆卿在议论铜钱外流问题时说：“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他讲铸一文铜钱要花费数文本钱，似对投入产出比的估计要更悲观些。至宋理宗宝佑年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讲：“【铸钱】近岁稍增至十六万【缗】，而铅铜铁炭之所入，官吏兵工杂费之所出，率以本钱三百余万而得十六万。”我们无从知晓这本钱三百多万中铜钱、新会、旧会各占多大比例，但铸钱成本远远大于产出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在当时官方垄断矿产资源且可役使廉价劳动的情况下，铸钱仍然成本大于产出，这充分说明铜钱的市场价格（即其购买力）远远低于其自身的实际价值。
３、对铜钱购买力的考察
关于宋代铜钱的购买力，笔者曾撰《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9,5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过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的物价比较，说明了宋代铜钱购买力下降（即物价上涨）的总变化趋势。这里想略作补充的是，南宋后期，尽管楮币泛滥、铜钱奇缺，但是铜钱的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扬。如记载中的粮价：《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糯米每石三贯九百九十文，曲麦每石三贯六百文。吴泳记淳佑元年温州“目今米价每升正是四十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鹤林集》卷二三《与马光祖互奏状》）当时米价多以会子计，我们可以折计铜钱。《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载，淳佑元年庆元府米一石值十七界会四十贯，当时会价十七界每贯约五六十文足铜钱，则米价每石约二贯足至三贯足铜钱。这些记载说明，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算的粮价比南宋中期并没有下落。关于南宋后期的绢价，记载较少。《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庆元府糸由每匹四贯铜钱。又《越中金石记》卷七《山乘县尹余公道爱碑》载：“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贯会壹贯准铜钱贰百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参贯。”成书于淳佑七年的《数书九章》卷一一《折解轻赍》载数学题一道，其中言甲郡绢价每匹二贯文足铜钱、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铜钱（按：原书又载丙郡绢价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折为铜钱，与甲乙二郡接近）。所言虽为假设，当与实情相差不远。这些数据也同南宋中期绢价数据接近。再看银价：吴泳于淳佑末年在广东运使任上《奏宽民五事状》中言及，广东银价比数十年前有明显增加，银的市价已增至每两三贯五百足陌。（《鹤林集》卷二二）李曾伯于宝佑四年上《救蜀楮密奏》言及当时东南银一两价为十七界会子七十五贯，折为铜钱约为三贯七百五十文足，（《可斋续稿》后集卷三）与吴泳所言接近。另包恢上奏言沿海走私贸易，讲用铜钱买蕃舶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文”，（《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则说明当时银价每两也是三贯文。这些数据也说明南宋后期的银价同南宋中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南宋后期人范竣讲：“铸虽乏而物不为贱”，（《香溪集》卷一五《议钱》）即讲铜钱铸得少了，而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升。端平、嘉熙间，戴埴在其《鼠璞·楮券源流》中说：“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他讲端、嘉之时比绍兴末年以前物价增了一倍，即讲从绍兴末年到端、嘉之时铜钱购买力一直呈下落趋势，当非虚语。
４、铜钱的流、藏、销是调节铜钱购买力的正常渠道
铜钱（此仅指普通小平钱）实际也接近于是一种称量货币，它的市场购买力即它的交换价值主要是由它所包含的原料价值决定的，其次也包含少部分加工费用。它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也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它的数量超过市场需求时，它就会贬值；反之，当它的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它就会升值。本来，它的市场价格也可以通过市场本身得到调节。即当它的数量供过于求时，它应当有一部分退出市场，可以作为贮藏手段被贮藏，也以原铜等形式转变为铜器，可以退出国内市场而转向国外市场，而这恰好要表现为铜钱的流、藏、销。换言之，铜钱的流、藏、销不过是市场调节铜钱价格的正常渠道。而宋朝却把这些看成是钱荒的原因来加以禁止，破坏和妨碍了市场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结果使铜钱市场价格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长期不能扭转。非但如此，官方在铜钱已经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还努力铸造新钱，这就造成流、藏、销的推动力更加增强。于是，就出现了官方越是禁止，流、藏、销现象越严重的反常情况。
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
１、税收是影响会价的决定性因素
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同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它是有面额的，其面额是以铜钱数标示的，但在它流通的大部份时间里，它都不能按面额兑换铜钱。由于它是以铜钱标示面额，所以，它同现代无本位纸币也有不同点，至少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它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它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在宋代，人们习惯上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所以，会价即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也就被人们视为会子购买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考察会价的变化，也就接近于考察会子购买力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会子发行之初，以及后来几次大规模的称提时，官方都曾试图规定会价，规定新会依面额兑换铜钱，但都很快遭到失败。因为要想让会子依面额兑换铜钱，官方就必须准备足够的铜钱用于兑换，这在起初被官方认为是很吃亏而不愿如此作的；而到后来，会子发行数量过多，官方又拿不出那样多的铜钱用于兑换。所以，官方是无法完全控制会价的。过去有过一种认识，即认为会价是由官方置办的准备金的数量决定的。宋代发行楮币确实有准备金。四川发行交子，每界备准备金三十六万贯。南宋发行会子之初，既是效法川交子，大约也有准备金，只是准备金与总发行额的比例不知是否有规定，但可以断定，即使有规定，其比例也不会很高，而且据当时官员议论可知，有好几次增印会子，都没有筹措准备金。这样，数量有限的准备金，不可能对会价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会价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从会子发行之初，会价就与会子的面额有明显差异，而且在一些时间和一些地区，其差异相当之大，这就表明持会子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按面额兑到铜钱的，即是说，会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这同时也就表明，会子的准备金没有发挥作用或没有发挥保证会子信用的作用。
事实上，对会价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的税收与榷卖。南宋人谈到交子、钱引能长期行用的成功经验时，几乎都讲到交子、钱引与税收的关系。如李流谦说：交子和钱引之所以能长期行用，是因为它“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每州（岁？）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澹斋集》卷九《与汪制置札子》）即是讲，每当税收时，钱引价格就会上升。其实会子也存在类似情况。辛弃疾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文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原注：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他很具体地说明了会价与税收的关系。另张伯文、杨冠卿都比较了交子和钱引的成功和会子发行的不畅，张伯文说：“在昔楮券之行于蜀……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杨冠卿则讲：“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梁泽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他们对交子、钱引、会子发行情况的议论，清楚地说明了官方出卖禁榷品、赋税是否收受楮币，是楮币能否被百姓认可的关键。宋光宗时，彭龟年说：“近日会子流通胜于见钱，官私便之，似觉无敝……此无他，官司许作见钱入纳，井市兑便者稍众也。”（《止堂集》卷一《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他的话更加明确地讲明了官方是否收受、如何收受会子决定着会子的信用。
宋代禁榷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大超过前代，因而钞引算请、禁榷品出卖是否收受楮币、如何收受楮币，对楮币的流行及楮币的购买力（市场价格）影响很大。马端临说：“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通考》卷九《钱币考》）马氏讲钞引算请可以阴助称提是对的，但他讲岁入一千万贯却是不精确的，北宋仅钞盐一项就不止岁入一千万。南宋孝宗时，仅在京、建康、镇江三榷货务场岁入就已超过二千万贯。所以，榷货算请时按多大比例收受楮币、是否按面额计算楮币价值，对于会子的作用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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