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名柯，邹（今山东邹县）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子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子思的弟子。孟子一生名气很大。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齐、宋、膝、鲁、梁：（魏）等国。在齐国、鲁国曾被聘为卿，但属于议而不作的虚位，为时很短。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法家、兵家、纵横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方兴朱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慷慨激昂地用孔子学说来"正人心，息邪说，距（反对）波（不正）行，放（驳斥）谣（荒唐）辞。"（《滕文公下》）批判各家，发扬孔学，参与争鸣，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上大有成就。"退而与其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他对孔子的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仁说和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说和贵民论。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其弟子共述的《孟子》一书中，此外；《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孟学派的观点。
（一）行仁政
孟子的政治学说，核心就是"行仁政"。他说、"孔子日：\'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仁与不仁"，用政治术语表述即为"王道"与"霸道"，治国之术仅此两种，任人选择。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虽然可能成为大国，但任凭暴力就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天下不顺，导致身危国削，亡国无日。"王道"是"以德服人"，人们心悦诚服，众望所归，对内就会国泰民安，政平人和；对外就能"得道多助"，天下无敌，自然就会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主张，对于靠强力立国、凭暴力兼并天下的战国时期有一定教育意义。
孟子行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就是要订立制度，使民众有固定财产。他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会安居乐业，有礼义。对于"恒产"的要求，他认为起码应当使耕民可以养活父母妻子，丰收年成全家能温饱，灾祸年岁免于家破人亡。进一步他提出较高的设想，具体是要使各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日"，要"勿夺农时"，树桑耕田，饲养畜禽，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参见《梁惠玉上》）应当说这些要求都是农民的愿望，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孟子提出要恢复井田制。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专制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
四、荀子的政治思想
荀子，名况，赵（今山西南部）国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稍后于孟子，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一-前二三八年间。荀子早年和中年在齐国度过，于齐稷下学宫讲学，在这一时期曾应聘入秦，对秦国的刑治、民情等出现的新气象，备加赞扬，高度评价为"治之至也"、寄全国统一的希望于秦，但他对秦不行"王道"有所异议，建议其"力术止，义术行"，提出应当用"节威行文"的和缓办法统一全国，未见用于秦。晚年到楚国，春申君委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废居兰陵，在楚去世。
荀子一生主要从事于讲学和著述活动，学生中最有名气是韩非和李斯。荀子在学术派别上属于儒家，但其思想又别与儒家，他吸收了当时的各家各派，特别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儒家门户中自成一派。而且自认为只有他这一派才是儒家的正统。因此，对于思、孟子学派批判十分尖锐，把儒家其它门派贬称为"贱儒"，"俗儒"，"沟犹普儒"。但实际上，荀子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孔子仁礼思想。
荀子一生留下的著作为《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其中大部分为荀子本人的作品。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１、隆礼重刑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他的说法是："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统治天下），重法爱民而霸（称霸天下）。"（《荀子·强国》，下引只注篇名）又说："治之经（常规），礼与刑。"（《成相》可见在治国的方略上，荀子是礼法并重这里他虽继承了孔子的复礼、正名思想，但又走向重刑的思想。
荀子之所以被列入儒家学派，他崇尚礼是一个基本原因，他也是儒家学派中对礼的理论论述较为集中的人。什么是礼？荀子除了延续儒家历来的认识，认为礼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相应的礼仪规定，他关于礼的内容，有一个新的简明定义："礼者，养也。"（《礼论》）"养"，供养。具体些说，礼，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包括音乐文采等精神需要。礼，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而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这就偏离了儒家对"礼"的解释。
礼是怎样产生的？他认为，礼起源于人的欲望，人们的欲望无止境而财物有限，必然相互争夺。"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简言之，"礼"是同欲、物、争、乱相联系的。关于礼的作用，简要说，荀子认为在于"别"。他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强调）其别。易（同何）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这就是说，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贪富，划分等级差别，因而所谓"养"，不是一视同仁，不是"吃大锅饭"，而是依据不同等级地位，各有所养，即"皆有称者也"。"养"要与其地位身分相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按其地位，求而度量有界，各得其应得之分，因而才能"欲而不争"，不争不乱。荀子把"礼"的政治含义引向专制。
因此，荀子又认为治国之道，不仅要"导之以道"，而且要"禁之以刑"。他甚至主张"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无恶不待教而诛"。即对那些不识时务、敢于反叛者，对罪大恶极的元凶，要严刑重罚，以禁暴除恶。他还认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正论》）这同孔子"不教而诛谓之虐"和要取消讼诉的主张已经是相去甚远了。他总的态度是礼刑并用。他说"听政之大分（要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下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对善意的用礼，对恶意的用刑，行为各异，区别对待，礼刑各有用场。不过在礼法的关系上，他又回到儒家观点，认为礼较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即认为，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或出发点，法律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劝学》篇中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已也。"《礼》是记载礼的总汇，它是制定一切法律条今的准则和总纲，显然，礼对法是起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
总起来看，荀子对于礼法关系的认识，较之孔孟有很大的退步。孔孟主张行德治，施仁政，主要是着眼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荀子则主张礼刑并重，这也是荀子思想走向专制的一种体现。
２、尊君爱民
荀子的隆礼，则是从维护等级贵贱，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等级制的最高点，就是国君，因而荀子的隆礼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尊君。对此，他直言不讳他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礼有三个根本：事奉天地，尊崇祖先，隆尚君主，而三者的关系则是，尊奉天地、祖先，都是崇尚君主的条件。是达到崇尚君主目的的手段。关于尊君，他的言论很多。"天子者，势位至尊"（《正论》）。"君者，国之隆（尊）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致士》）显然，他提倡的是君主的位至尊，权最大，独一无二。他甚至说，对君主的意见，"同焉者，是也：异焉奢，非也。"（《正论》）一切以君主的是非为转移，几乎完全成了君主专制主义的论调。这同孔孟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有明显差异，却和法家的唯君是尊的主张极为相近。
荀子在提倡隆君的同时，也主张爱民，他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文说："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认为君主得民心，则身荣国安，失民心，则身危国削，国家的安危强弱存亡最终纟于民。他的说法是："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王制》）因此，有国者必须"爱民"、"利民"。如何"爱民"？荀子有一套所谓"足国富民"主张或政策。主要是：重本抑未，加强生产。荀子认为，富国富民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关键又在于发展农业。他认为粮食是社会财富的标志。因此，农民才是"生之者"，工商业者及士大夫则是"食之者"。所以，荀子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君道》）。国家要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工商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这样，才能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富国》）荀子这种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未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前期法家商殃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和提倡大力发展农业，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在战国时期，工商业已有了相当发展，它不仅成为繁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促进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起着极大的作用。荀子这种重本抑未的主张，显然比孟子保护工商业的见解后退了。荀子处处为"君者"想办法，但他下的药方却是一种古代重农主义的政策。
３、人治与法治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二者都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则是第一位的。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言简意赅，君子是国家得治的本原，人是根本的，人存则法起作用，人去则法名存实亡。因此，他提倡君子政治，主张正人必正己。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道》）他把君和师融为一体，把政和德结合起来，这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他又从人治出发，他认为国君能否尚贤使能是国家强弱兴亡的关键。是衡量国君明智或昏庸的重要标志。这样荀子所谓"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上。
荀子主张人治是与他的反人道的"性恶论"相联系的。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反对孟子，主张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的也。"（《性恶》）先天自然的是性，后天人为的为的。为什么人性恶？他认为，作为自然的人性，人生下来就有对声、色、农、食的情欲和贪利、残忍的性格，如果顺着这些情欲发展下去，就必然要产生相互争夺、相互残杀和淫乱等各种恶行，就会破坏社会的秩序。一句话，人的自然本性天生是恶的。至于"善"，象忠信、仁义、辞让这类道德品质，是"反于性而悖于情"的，是违反人性的。怎样由恶变善？他认为只能通过教化和人为的努力，即"生于的"。
从这种反人性论出发，为了使人禁恶从善，由恶变善，就既需要"隆礼"以教化，又需要"重刑"以禁恶，礼和刑都生根于人性，产生自改变人性的需要。这里从政治和教育的角度来看，荀子和孟子在人性善恶上完全相反，孟子讲性善归结为"仁政"；从本性上说人们都具有教育成圣的可能性，所谓"人皆可以成尧舜"。荀子讲性恶导致"隆礼"、"重刑"，从本性上说人人具有教育成圣的必要性。途经不同是因为荀子是立足在反人性的基础上。
尽管荀子是战国结束、秦统一天下前杰出的思想家，他虽然孔子那里吸取了一些仁礼的思想，但他的思想核心是建立反人道的"性恶论"上，他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他为封建统治阶级设计的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中起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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